卫河，作为曾经极度辉煌的大运河的有机组成部分，到了近现代仍流淌不息且发挥着自身的功用，为两 岸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对改善民生来说具有重要意 义。沿岸一些居民为维持生计，形成了船工群体，他们 依卫河而生存，但也在进行着各种抗争。卫河还为沿岸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交通优势，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 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城镇发展。另外，卫河也改变着沿 岸的生态环境，出现生态灾害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两岸 的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阻力。

一、卫河与沿岸居民生活

卫河一直被其流经地域的人们视为“母亲河”，是两岸居民饮水、灌溉、捕鱼等日常民生活动的主要承载者，保障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同时，在卫河航运事业持续发展下，穿梭于卫河上的大批船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依靠卫河维持生计，但也在进行着艰苦的社会抗争。

( 一) 饮水

河流为沿岸居民提供日常饮水是其基本功能之一，卫河亦不例外，甚至与一般河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主要是因为卫河源自山泉，河水甘甜，适宜居民饮用，故而成为两岸人家的重要饮用水来源。昔日，卫河上游的新乡县城里时常游走着一些生计困难之人，他们就是靠从卫河中取水，然后或肩挑，或车推，在大街小巷里叫卖，以此获取微薄的收入。此外，道口镇有一条被命名为水街的街道，这条街道十分短小，大概只有四五十米的样子，穿过此街就可以迈上卫河大堤，方圆数里之内的百姓均到这里取水饮用，每天都络绎不绝，此街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水街”了。

清光绪年间，京汉铁路通达新乡，不久即全线通车，为满足机车及工作人员的用水需求，新乡火车站曾在其西南方向建成了 2 座水塔，水容量均为 25 吨，水塔用水的来源就是卫河。1933 年，新乡县城的同和裕水电公司欲建供水设备，但可惜其未完成此装备即倒闭了，也就未能实现大面积供水的愿望。

抗战时期，新乡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在县城中同街的卫河南岸建成了铁路给水所，并建有水塔，水容量为100吨，以卫河为直接水源，但此供水设施规模小，计划输水能力为每天2880吨，全年供水量为 17．1 万吨，供水范围以火车用水、日伪机关、洋行、商号、侨民等为主，仅有少量供给普通百姓。在居民集聚区，设置有若干出售水点，但因水价昂贵致使用者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卫河水的利用也进入了新阶段，以卫河水为直接水源供给城市居民用水是主要形式。

1951 年，新乡市建设自来水厂，供水设置逐渐增加，至 60 年代以后，卫河仍是重要水源，地下水的采水量也随之逐年增加。卫河除了哺育两岸人民外，它还是天津用水的重要来源与输送渠道。

1975 年，天津城市用水出现缺口，并向中央告急，经国家水利部批准，决定引黄入津，即黄河水经人民胜利渠灌入卫河，进而经卫河河道流至天津，从而解决天津市用水荒问题。黄河水经卫河进入天津后，有效地解决了市内居民用水及工业用水困境，卫河再次成为河南与天津之间的友谊河。

历史上，卫河水质优良，航运发达，是沿岸居民饮水来源之一，但后来因其水量减少、污染严重，往日的风光成为历史记忆。卫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及时解决水源问题，重新焕发生机、造福两岸人民是大有希望的。

( 二) 灌溉

卫河素有灌溉之便利条件，引卫河水浇灌农田是两岸居民对卫河进行有效开发与利用的表现之一，如辉县就曾出现“在县西北七里，为卫水之源。引以灌田，其利甚溥”的局面。

历史上，卫河作为漕运的重要通道，漕运与灌溉之间时常出现矛盾，官府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如道光十九年( 1839) ，卫河水量明显减少，山东巡抚奏请朝廷对用水旧例进行改革，曰: “诏将百门泉、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暂避民渠民闸，如有卖水阻运盗窃情弊，即行严惩。

清末民初时期，位于新乡的河两岸村庄，诸如水南、丰乐里、东牧村、西牧村、前河头、后河头、东高村、西高村等都因其靠近卫河而纷纷开挖透河井，这些井皆是用砖砌而成，两岸农民就是利用这些透河井引流卫水以灌溉农田。除直接利用卫河水灌溉外，改造沿岸的河泉、开渠引流、兴修水库等也是两岸农民的常用手段，以此形成了几个较为知名的灌区，如卫辉沧河灌区，1920 年开始修建，最初是当地农民自发兴修，可以有效灌溉周围十余个村庄的千余亩农田。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沧河灌区成立了管理机构，灌溉土地的面积也迅速增加，由 1957 年的 2 万亩增加至 1983 年的 10 万亩。又如辉县的三泉灌区，最繁荣时能灌溉四周二十余村庄的 4．5 万亩农田。此外，还有辉县群库灌区、百泉灌区等。

1941 年，华北地区旱魃肆虐，尤其是河南地区受灾较重，豫北地区“亢旱 时间又特别长，自从前年 ( 注1941) 旱起，秋季歉收，一直旱到去年，三季未收。旱灾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其时，日伪政府省长田文炳为应对这一灾情，且同时缓解卫河的航运压力，决定采用河南省建设厅1933年制定的“导黄入卫”方案，但最终因黄河水位高于卫河 25 米，不易开工建设而放弃。

1951 年开工建设的人民胜利渠，最初被称为“引黄济卫灌溉工程”，次年建成并顺利放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乡地区建成的第一条引黄灌溉工程，该渠于饮马口汇入卫河。人民胜利渠的建设有效补充了卫河水量，可以对新乡、安阳、焦作等地的 8 个县( 市、区)47 个乡镇的9．8 万公顷的耕地进行有效灌溉，有力保证了沿线农业的发展。共产主义渠是引黄济卫的另一个大工程，该渠流经武陟、获嘉、新乡( 市) 、浚县等地，在浚县、淇县交界处汇入卫河，为卫河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可灌溉冀、鲁、豫三省的1000 余万顷农田。

1952 年，浚县在卫河河道两岸设置了机械提灌站，灌溉农田 270公顷，且这一数量逐年增加。1957年，滑县、浚县共同建设大型灌区———卫东灌区，后因引黄济卫工程的停止而日渐衰废。1964 年，道口在卫河建立提灌站，主要用于卫南陂的灌溉，但这一灌溉设施因输水线路较长、效益低下而废止; 随后，道口又在卫河沿岸修建了若干小型提灌站以灌溉两岸农田。1979年，滑县境内的卫河共灌溉农田8500余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卫河因连年干旱而水量锐减，进而断流，原有的灌溉事业也就无从谈起了，井灌代替了河灌。

( 三) 捕鱼

卫河历史久远，河水清澈见底，适宜鱼类生长，自古就水产丰富，养育了沿岸大量的渔民，对民众生活影响甚大。

据明万历《新乡县志·物产》记载，卫河中有种类繁多的水产，如“鳞之属: 曰鲤、曰鲂、曰鲫、曰鲢、曰鳙、曰白鱼、曰马郎、曰黄颊、曰鲚鱼; 介之属: 曰蚌、曰虾、曰螺、曰鳖”。

明嘉靖《辉县志》也记载了卫河中的水产，如“鳞介类有: 鲤、鲂、鲫、鳖、蟹、蛙、鳝、虾、蟆”。可见，自然赐予了卫河丰厚的水产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卫河中仍然生长着各类水产品，主要有鲫鱼、鲤鱼、鲇鱼、鳝鱼、黑头、马郎、白鲦、泥鳅、团鱼、河虾、河蟹等品种。在卫河中亦可经常见到打渔船，其中一些是以捕鱼、虾为生。此外，也不乏沿岸居民在闲暇之际垂钓河边，将其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增加生活乐趣。新乡的“钓鱼台”即是因常有钓鱼者集聚于此而得名。卫河出产的水产品，尤其是大 虾、螃蟹等是当地居民招待亲朋好友的美味珍馐。

千百年间，卫河沿岸的人们把捕鱼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出了诸多富有特色的捕鱼方法，大致有以下六种。

一是网捕。主要是利用各类渔网进行捕鱼，如撒网、粘网、拦网、拖网、扳罾、扳网、兜网等工具，这是最为常见的捕鱼方式，易操作且收获大。

二是鹰捕。主要是利用鱼鹰( 即鸬鹚) 捕鱼，渔民载着鱼鹰至捕鱼地点，两脚分开而立，把鱼鹰的脖子用绳子系上，利用长竹竿驱赶它们至水中啄鱼，待鱼鹰叼住鱼后，捕鱼者将鱼夺下，再次驱赶它们至水中捕鱼，如此反复。如遇大鱼，则是两只鱼鹰合作将其带出水面。捕鱼结束后，捕鱼者会以小鱼犒劳鱼鹰，大鱼则出售或食用。

三是钩钓。主要是利用钓钩捕捉水产品，根据水产品的不同生活习性，可以分为水上钓、水中钓、水底钓、拉钓等种类，其中水上钓是专门捕捉甲鱼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甲鱼喜爱浮出水面觅食，选择一偏僻地段，在高出水面约五厘米处挂饵下钩，进而捕捉。

四是叉扎。主要是利用叉子捕捉水产品，把铁制叉固定在竹竿顶端上，捕鱼者站在岸边或船上，瞄准水中的鱼，用力扎下即可，这种方法简单实用。叉分为粗叉和细叉，前者是用来捕捉甲鱼，后者则是用来捕捉一般的鱼类。其中，细叉又分为三股叉、五股叉、七股叉等。

五是篓罩。主要是使用竹篓或荆篓在浅水处罩鱼，然后再用手捉住。

六是手捉。就是直接使用双手在水中捉水产品，如捉鱼、捉鳖、捉螃蟹、摸螺蛳等。

( 四) 航运与船工生活

卫河以其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运输经济十分发达，这就吸引了大批从事航运事业的人群，他们既以卫河航运为生存手段，又要不断与黑暗社会抗争，他们是卫河沿岸居民生活的典型代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船民们忍受着“三把刀”的威胁，即苛捐杂税、黑白两道、天灾人祸。

就苛捐杂税来说，船民们历来深受其害，如渡口费、工商税、治安费、航运税、人头税、爱国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压在他们身上，令人窒息。在丰水期，卫河航运顺畅且贸易量大时，船民尚能勉强应付; 若在枯水期，船民度日尚且艰难，遑论上交各种苛捐杂税了。据一位老船工回忆，在当时社会: “这头收税，那家要钱，老百姓的日子简直没法过。

船民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是在日伪统治时期，那时社会混乱，黑白两道沆瀣一气，共同欺压船民，汤阴、内黄最为严重。合河上游水道较窄，匪患滋生，抢劫抑或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船民生活。更为甚者当时官匪一家，相互勾结，百姓有苦无处申诉。从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道口有一郑姓船民，家中的十岁儿子被人绑票，事发后，绑匪向他们索要 20 石小麦，郑家因无法筹措足额的小麦，于是向当地政府求救，但政府却在暗地里与土匪串通，使郑家卖船赎人，后因郑家儿子自行逃出，才免得悲剧出现。

船民大多是以船为家，全家长期生活于船上，富有人家则另当别论。船民家的孩子自幼随船，他们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多为文盲，其时有句顺口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船民的艰苦生活，“有女莫嫁船家郎，因在船上睡底仓，每天闻的腥臭味，围着锅台灌稀汤。在船民群体中，生活最苦最累的要数生存在最底层的船工与纤夫，他们无其他生存方式，靠卖苦力维持生计。按规定，船工每天的休息与吃饭的次数都有规定，但船主却想尽办法对他们进行剥削，如从船工的饭钱菜钱中克扣工钱、有意延长工时等。船工与纤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他们生活没有保障，吃的是粗粮淡饭，夏季有蚊虫叮咬，冬季又要下水推船，平日工作也是危险异常，同时他们也是抓劳工的对象，整日提心吊胆。船工张平霸在回忆起旧日子时，感慨万千，他说: “当船工受大罪了，出的是牛马力，到老是一身病。

面对艰难的生活现实，船民们发扬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空间有限的船舱，被他们科学利用，把生活安排的有条不紊。同时，由于长期行走在卫河中，他们也总结出了诸多行船经验和规律，如“下走白上走浪”“太阳发白有风，太阳有圈有精，太阳红天必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彻底改变了船民的悲惨生活，为保障他们的生活，规定在卸货时必须优待船工，同时饭要管饱，并配有肉类，行船至德州、林州等地时，必须吃细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战争破坏，交通设施破坏严重，交通多有不便，因此多靠水运，船民们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其后，国家开始扫盲教育，成人上扫盲班，儿童入学，船民逐渐结束漂泊生活，开始固定下来。尤其是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原来的资本家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船民们翻身做了真正的主人。后来，由于卫河水源枯竭、河水断流等原因，船民在国家的帮助下改行就业。

二、卫河与沿岸城镇发展

明清时因运河而兴起的一些市镇，在民国初期仍旧延续了这一繁荣态势，这主要是由它们所处的交通位置决定的，即所谓“河南各市镇繁盛状况，每有超越县城之上者，多因其地势交通便于商务之发达。这些城镇在当时充当着集散市场的作用，是河南发展对外商贸的主要承载者，货主、船户、店家、货栈、酒楼等无不生意兴隆，大发其财，如道口、卫辉等就是突出代表。

卫河的主河道在浚县、滑县这一段，出现了一个类似“S”型的航道，也就是在这个天然的弯道上先后形成了十数个优良码头，而道口镇就是依靠卫河的这个弯道而建，为停靠在道口的船只提供了安全码头。凭借着濒临卫河、码头优良这一交通优势，由商业带动了全镇的其他行业，促使道口镇逐渐走向兴盛。

自永济渠开通以来，道口西的卫河上的航运船只就络绎不绝，南与卫辉、百泉相联，北与京、津相通，与冀、鲁、豫三省的数十个城镇建立了水运联系。

道口镇兴起于明朝，清乾隆年间日愈繁荣，光绪年间境内的居民已达 1 754 户，人口 10 300 人，同治年间成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民国时期，道口镇规模进一步发展，人口数量达到 3 万多人，手工业、商业繁荣，仍然是“天津卫河上游之销场，舟车交汇。

道口的兴起与繁荣，得益于靠近卫河的便利。特别是清末到全面抗战前的这段时间，卫河航运更是蒸蒸日上，当时，南起三里桥，北至三里湾，两地间的十里河道“船桅如林，蓬帆蔽日”，卫河两岸的码头有十余个，当时的道口镇已然成为四通八达的水旱码头。此时航运运出的主要是粮食、棉花及各种土特产，如焦作的煤、三府白麦、怀庆药材等; 运回的是百货商品及各类洋货。

凭借便捷的水运，道口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作为京津面粉厂原料的三府白麦的重要供用地，道口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粮行四十余家，此外还有大小商号等，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描述道口商业的俗语———“日进斗金”，可见其地商业繁盛之状。现存于滑县道口镇三铺码头的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的“道镇三埔石壩之设由来”碑，虽经岁月剥蚀而模糊不清，但大致可以看出碑文中涉及的商铺近百家，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口在卫河这一便利运输条件下商业的繁荣程度。

道清铁路起自道口镇东三里湾，途径卫辉、新乡，至清化镇，当其开通后，道口正处于铁路与卫河的交汇之处，这就更增加了其交通便捷性。设在天津的英商聚星公司，为了综合利用卫河的航运功能及道清铁路的运输功效，发展运输事业，特在道口镇设置了有船只 100 艘的运输组织。1910 年，新乡卫河航运仍然兴盛，据记载: “车站迤北旧有运河……水旺时有清化竹铁、怀庆地黄各船筏运自上游，下游则有县境蓬装粮石、煤炭、棉布、鸡子、杂货之船转运直东津沽，下游运来者洋货、盐斤，比较铁路运货其多数奚止倍蓗。

尽管如此，铁路运输与河运之间也出现了争利的矛盾，往昔的卫河是豫北与天津相联通的重要通道，“河北舟楫便利首推卫河，道口镇之所由之繁盛也。自京汉路成，芦盐、漕运已尽改道，船只由五千减去千余，且多败，道口商务顿形衰败，今虽通以道清铁路，以范围狭小，仍不能恢复旧状。道口本为卫河水运枢纽，商业繁盛，铁路转移了货流，其结果使这个豫北商业中心顿成陈迹。

卫河是芦盐进入河南境内的主要航线，而道口镇又是航线的重要码头，当芦盐经由铁路运输后，道口镇商业就不如从前了。新乡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道清、平汉铁路开通后，卫河航运出现衰退趋势，至民国初期时，只剩 500 余艘船只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战争的摧残下，卫河航运衰颓、道清铁路被拆毁，在传统交通优势丧失中道口经济衰落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卫河航运曾有过短暂的兴盛期，但很快就随着河床抬升、河道淤塞、河流断流等问题的出现，相关河运事务也逐渐废止了，道口镇的商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再次出现窘境。

除了道口镇之外，清末至民国初年，汲县( 今卫辉市) 的商贸业出现了短暂兴盛，1901 年，仅入汲县商会的商户就有 500 余家，辛亥革命后，汲县的粮行、布庄等商户有 803 家。民国初年，汲县“萧条商业益趋衰落”，主要是由于“卫河淤滞，形势变迁，虽有铁路纵横交错，但芦盐杂粮过境而不囤聚。兼之光复以后，天灾人祸，无岁之行旅”。内黄县的楚旺镇，在县西北 15公里，濒临卫河，商业也很兴盛。内黄县田氏镇，“西临卫河，商旅颇集”。位于新乡的合河村是卫河的首起码头，溯流而上虽可通行小船，但获嘉、修武等县均无正规码头。因此，西来的货物经陆运汇集新乡码头装船东运; 东来的货物须在新乡码头卸船，或西运，或在当地销售，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卫河与经济文化交流

卫河虽然无法与大江大河相比，“然北方数省转输命脉，实恃此一线长流。漕运外，此盐粮为大宗。舟子载盐入河南，复自河南载粮而北。其他杂货转输，亦为数不少”。作为沟通河南与京津地区的重要通道，卫河在便捷的通航条件下直接促进了航运所达之地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既丰富了卫河沿岸居民的精神生活，同时提升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新乡地区曾经文化落后，被世人视为“三等小县”，正是由于卫河流经此地，才改变了新乡的命运。通过卫河的航运，在新乡能够购置到外国的诸多商品，如美国道林纸、摄克牌钢笔，日本的京都钢笔、自行车，俄国的布匹，英国的三枪牌自行车，瑞士的怀表、手表、挂钟，德国的闹钟、坐钟、碱面、颜料等物品，这些正宗的“舶来品”极大地丰富了新乡及附近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

另外，国内其他地方的物品也纷纷通过卫河被运输至新乡，如北京、上海出版的书籍，山西的铁器、山货、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及其他物品也可以在新乡各大商店看到，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

除此之外，还有省内其他地方的物品，如怀庆府的药材，清化镇( 今博爱县) 的生姜、水烟、竹器，焦作的煤炭等也出现在新乡市场上。这些物品或在新乡地区销售，或被分运至外埠售卖。

不仅是在新乡，因卫河而兴的道口镇也极具典型性。商业高峰时期的道口镇，各路商人云集于此，镇内沿卫河兴起的街区两边遍布商店，商贸兴旺，粮行、煤场、当铺、票号、酒店、茶馆、杂货店、糕点店俯拾即是，如近代远近闻名的票号同和裕、道口老字号烧鸡铺等都是道口其时经济繁荣的佐证，尤其是“德锦诚”绸缎庄的门前写有一副对联———“津沪国货布，苏杭纱罗绸”，这是道口镇繁华的真实映照。“镇西及镇北的几个大码头日泊船只达 400 余艘，船只密布、首尾相连，桅杆如林，排列达 50 余里，这些船只向北可以直到天津，向南可以抵达豫南乃至南方诸省，可以通过卫河与这些地区互通有无。

卫河承载的经济交流，在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42 年夏季成立于高陵县井店镇的德兴隆商店在冀鲁豫边区影响最大，1944 年后，商店还专门成立了“卫河航运队”，有船十多只。1943 年，为了扼住卫河渡口，加强与河西敌占区贸易往来，商店在卫河边的后苇草坡设立了德益恒商店。1945 年冬，德丰玉商店于滑县道口镇成立，其经营方式是内地购售，利用临近卫河而便于航运的优势，将粮食、草帽辫运往天津，在从天津运回食盐、布匹、鞋、煤油等军民需用之物。

卫河不仅促进了沿岸城镇商业繁荣、经济发达，而且为各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滑县的大梆戏、浚县的背妆曾多次来新乡演出; 沁阳的怀庆梆子、新乡的曲调等也曾到滑县、浚县、天津市等地公演; 天津的二黄也经常来新乡演出。各家剧团往返多乘坐卫河船只，卫河促进了各地戏剧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另外，对汤阴县的物资、文化交流也起着重要作用。

四、卫河与沿岸生态环境灾害

生态环境灾害也是事关卫河沿岸民生与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以水灾为例加以说明。

河渠之经流处，利害恒相因也。卫河在为沿岸城镇及居民带来航运发达、商业繁荣的益处之外，也在客观上具有生态环境灾害的影响，尤其以水灾最为突出。

据研究统计，在有清一代至民国初期 ( 1644 ―1927) ，卫河流域发生的水灾是较为严重的，21 个州县中平均每年有4个州县出现水灾。从总体上来说，卫河流域的水灾状况在乾隆朝之前是相对较轻的，之后逐渐加重，进入频发期。

如辉县在道光年间就曾发生过“从古未见”的严重水灾，据记载，其时出现“汗漫无津，南北街成渠，深丈许，入民房者三四尺，墙倾屋陷，水势雷鸣”“麦田皆泽国矣”的严重景象，出现这次严重水灾的主要原因是河道不通。道光二十九年( 1849)夏季，“大雨连绵，积水成灾。兼之山水下注，漳、卫等河漫溢，滨河村庄及低洼地亩被淹”。

1948 年，国民党下令封锁河道，再加上河道、河堤年久失修，导致出现大水大决、小水小溢的现象。严重的水灾发生后，对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均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土壤盐碱化、沙化，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连降暴雨的天气，卫河就发生水灾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如1963年7月至8月，新乡连续出现暴雨天气，短时间内降雨量已达606．5 毫米，其中 8月1日至8日内的降雨量就达 567毫米，这一雨量相当于该地区正常年份全年的降雨量。由此可见，该次降水量之大、势之猛、时之短。短时间的大暴雨后，即出现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的严峻形势，共产主义渠、新乡市区卫河、人民胜利渠、孟姜女河等河流的水位均超过市内标高，致使市区降雨无法及时排出，除市区少数高地外，其余地方均是泽国一片，被水淹没的面积占市区总面积的 73% ，平均水深约四十厘米，积水总量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的储水量。这次水灾也导致市内工业出现大规模停产或半停产，城乡交通中断，个别地方的电话线出现断绝现象，人们的生产、生活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卫河下游的卫辉也出现了特大洪水，卫河新乡至汲县段形成的洪水与堤持平，下游更是淹没河堤，卫河两岸灾情严峻。在浚县申店堤以西的广大地区，洪水水深 1 至 3 米，水灾过后，到处哀鸿遍野，庄稼绝收。

近现代时期的卫河在两岸民生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惜其在多种因素的困扰下而逐渐被湮没，因此应该加强对卫河的治理。当然，对卫河的现代治理，不仅是对卫河自身的治理，还应包括对卫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如汤阴的五四街村地处卫河西岸，是明清时期卫河 沿岸的重要码头，古称“桃花渡口”，商贸业十分发达，卫河文化为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至今仍保存有大量的传统建筑群，其中以晚清的杨氏大院最为典型。于五四街村而言，对卫河的治理就是一方面要加强对卫河河道、水质的治理，重塑卫河旧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原有卫河商业街区、传统建筑的恢复，使卫河文化重现光彩。此外，对卫河的综合治理，不仅应从整个漳、卫河水系的治理考虑，还应与其相关的河系如黄河、丹河等的治理，甚至应结合南水北调综合考虑。经过现代化的科学治理，古老的卫河重现“卫水涌金波”的魅力风貌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卫河两岸居民的心愿。

  （来源：安阳河长办)